梁文道出《关键词》感慨这个时代的浮躁和暴戾湖北频道

原标题：对话梁文道：社会问题需要记住关键词

梁文道，一位在香港文化界和传媒界颇具影响力的人物。他生于44年前，自上世纪90年代起，便活跃于香港的文化与知识领域，是知名谈话节目《锵锵三人行》的常客。

他为两岸三地众多中文报刊杂志撰写专栏，还担任过商业电台台长，积极参与包括工人权益、社区维权、反战运动等各类活动，并创办了次文化组织牛棚书院。

【对话背景】

梁文道在香港文化界一直相当活跃。提及他的新书《关键词》，他对这个时代的浮躁与暴戾深感无奈，这与他在书中对社会群体情绪的困惑与恐惧相互呼应。面对记者，他始终温和且专注。从当下热门事件和关键词入手，聊贫富差距、谈文化差异，也阐述他眼中内地与香港的关系。他期望自己能拥有旁观者的心态和能力。他说自己有着典型的香港特质，“不喜欢把情感直白地表达出来，那样会觉得很矫情”。

话语与情绪的纠葛

“我们为何如此压抑愤怒？”

新京报：您这次出版的新书《关键词》和之前的《常识》有相似之处，都是针对社会热点和公共话题发表自己的见解，为何时隔5年又创作这样一本书呢？

梁文道：这些文章并非仅仅围绕热点事件，而是聚焦于讨论某些事件的常用语。这些语言不像事件那样转瞬即逝，很多语言是我们认知和解构社会的概念系统的关键节点。我希望通过这些节点，看到背后隐藏的关系网络，了解它们的起源、联系和作用。

新京报：哪些关键词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？

梁文道：有些关键词长期困扰着我，比如涉及暴力、生命伤害以及社会某种情绪的词汇，像‘泄愤杀人’。近几年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，到最后都习以为常，甚至连幼儿园、小学暴力事件都快被遗忘了，但我无法释怀，这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不能仅用这样简单的词汇来解释。

新京报：您是觉得这种现象难以理解吗？

梁文道：我觉得如今人们的情绪有时会失控。我对这种情绪变化格外敏感，比如乘车时，看到人们的不耐烦；我经常坐飞机，也会察觉到乘客对航班误点的愤怒，甚至有时会无端找人发泄。我不禁思考，我们为何会如此压抑和愤怒。

新京报：但在这种环境下，您不只是旁观者，也是当事人。

梁文道：没错，两者皆是。身处这样的环境，我难免受到这些情绪的影响，但我更希望自己能具备旁观者的心态和能力。

炫富与仇富现象

对“成功”价值观的扭曲

新京报：您在书中提到了炫富，也说到了因赌球被抓的郭美美，现在很多人对这件事持调侃和娱乐的态度。

梁文道：调侃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犬儒心态。在大众看来，郭美美确实有炫富行为，虽然我不能确定她和红十字会是否有关联，但这两个因素并存，引发了公众的不满和愤怒，然而大众又无力深究背后的真相，所以只能调侃。

新京报：如今除了炫富，仇富心态也很常见。

梁文道：这两种情绪同时出现很有意思。当炫耀成为一种主流文化现象时，是不正常的，这实际上是贫富阶层差异的一种反映，不同阶层之间存在矛盾。仇富情绪同样不正常，原因是不同阶层处于相对不公平、分化严重的状态，且这种分化缺乏有效的协调和处理方式。

新京报：此前经济学家茅于轼和历史学家薛涌曾讨论过该不该“替富人说话”，如果您参与其中，会持什么立场？

梁文道：我不清楚，我无法单纯站在他们任何一方的立场。现在的问题是，没有一套话语体系能让穷人表达诉求、获得向上发展的机会，也没有一套话语体系能让富人解释他们为何拥有财富。

新京报：但在炫富者看来，或许不需要解释原因，炫耀结果就足够了。

梁文道：在当今社会，存在一种‘只要成功就可以为所欲为’的观念。在我看来，这是非常危险的，是一种极度空洞虚无的价值观。部分中国人如今对出名、发财的欲望已经到了荒谬的程度。

新京报：为什么这种价值观越来越普遍，像成功学一样被接受呢？

梁文道：这很可怕。不是说成功不好，关键是应该通过何种方式成功，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有相应的解释体系。没有这个体系，就会出现问题。

香港与内地的关系

“身份排序令人担忧”

新京报：近年来，香港与内地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，“双非”事件、奶粉事件，再到前段时间的“街头便溺”事件，分歧为何越来越大？

梁文道：这两年香港在两地矛盾中表现出一种极端的族群态度。我非常反感这种态度，因为这是一种人为的身份排序。举个荒谬的例子，如果我误进女厕所，女士骂我‘你怎么这么无耻’，我不能说‘怎么了，你歧视中国人吗？’

这种身份排序既可笑又让人担忧，香港以前没有这种意识，近几年才突然出现。

新京报：有观点认为，港人对内地的态度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而两极化，精英阶层喜欢内地，因为有共同利益；底层民众反感内地，因为觉得社会资源被占用。您怎么看？

梁文道：香港的贫富差距极大。这些生活在底层的人确实认为社会资源被占用了，担心内地越来越多的人来香港，但他们大多从事服务业和零售业，客观上又与内地有着紧密的联系。

新京报：香港一些新生代称自己是“本土意识觉醒的一代”，您认为这种本土价值观是什么？和内地价值观有差异吗？

梁文道：例如在地铁里，香港人让座后会离得远远的，他们怕对方觉得自己是在刻意表现善心。他们充满热血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，但不喜欢宏大的叙事方式，不会把‘爱香港’之类的态度挂在嘴边，他们会觉得那样很肉麻。

新京报：一个城市的性格和气质取决于生活在这里的人，也影响着这里的人，您如何定义香港和自己的性格？

梁文道：我觉得自己具有典型的香港性格。

价值与分享的新思考

读书人的价值在于分享观点

新京报：您关注过今年高考的新闻吗？内地有一名学生放弃港校，选择复读后入读内地高校，似乎前些年的‘港校热’逐渐趋于理性。

梁文道：我知道这件事。这个学生的解释很特别，她说自己更喜欢纯正的国学和中文，这涉及到她对两地教育和文化的理解。我觉得这是她个人的选择，并非一种普遍趋势。

新京报：您有很多标签，如作家、媒体人、书评人等，您觉得哪个标签最符合您的性格特点？

梁文道：我觉得媒体人作为我的职业标签最为合适。我主观上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读书人和知识分子，不过这是对自己的要求，没必要对外宣扬。

新京报：您曾担任牛棚书院院长，现在也经常推荐书籍，但在互联网时代，阅读习惯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。

梁文道：书的价值在于其承载的思想和智慧，即便载体发生变化，比如以网络形式呈现，价值依然存在。只是这种变化影响了传统作家的市场价值，当然，作家的市场价值本来就不大，他们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传递观点上，这种价值不是通过市场体现，而是通过分享实现的。

新京报：您不用邮箱，也没有微博，似乎您与这个时代保持着一定距离？

梁文道：我感觉自己有些跟不上时代了。现在很多年轻人吃饭前要拍菜品发到网上，好像没发过就像没吃过一样。我不理解，为什么这种行为被称为‘分享’，我们有那么多值得分享的东西吗？在我看来，分享是很珍贵的，但如今我们分享的内容太过廉价。

我不用邮箱、微博，也没有脸书和推特，我和这些社交软件有距离感，可能大家共有的情绪和看法我都没有，但同时我也很清醒。有时我会想，自己是不是真的老了。

新京报记者贾鹏实习生曹忆蕾北京报道

摄影/新京报记者郭延冰

编辑：闫宪宝